重庆：城市之路
发布时间：2014-01-21
第一单元 城市变迁
重庆周朝时为巴国国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设巴郡。在此后漫长的古代时期，重庆一直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
重庆的近代化是从它成为通商口岸开始的。1890年3月，中英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取得了在重庆开埠通商的权利。1891年正式开埠后，重庆成为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的起点和长江上游商品的集散中心。重庆随着经济的繁荣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是重庆城市发展的重要10年，市政机构的演变经历了商埠办事处、市政公所、商埠督办公署、市政厅、市政府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1929年2月，重庆正式建市，这标志着重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在城市管理方面已经向系统化管理发展。市政机构的逐步完备，有力地促进了市政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1939年5月5日，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直隶行政院；1940年9月6日，又将重庆定为陪都。抗战期间，重庆不仅政治地位提升，由于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400多家工厂、100万以上人员陆续迁移到重庆及其附近沿江地区，重庆城市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重庆古城的城垣、城门全用大条石构筑而成，保存至今的通远门和东水门古城门、古城墙遗址，雄风依旧，古韵犹存。图为展厅中仿原大制作的重庆东水门。
明清府城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重庆城由秦朝张仪筑造，三国时期李严扩建。公元1240年彭大雅再筑重庆城，明代洪武年间，戴鼎在旧城基础上，筑城门十七个，九开八闭，象征九宫八卦之形状，从此，重庆逐渐成为川东地区军政中心。重庆古城，经历了3000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只留下部分地名和残存的遗迹。展览中陈列的有关古城的照片和历史资料，均为明代戴鼎所筑之城。
晚清重庆城市沙盘
晚清重庆城市沙盘，以晚清重庆綦江人刘子如所绘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为依据制作。在九开八闭十七门的重庆古城中，街巷纵横交织，会馆钟楼、衙署楼台错落其间。此时的重庆不仅是川东兵备道的所在地，也是长江上游最为发达繁华的商业都会。《全图》绘制时，重庆已经开埠，图内可见帝国主义轮船、兵舰游弋两江；各列强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被帝国主义控制的重庆海关、邮政局；清朝政府设立在重庆的统治机构——巴县衙门、重庆府、川东道。
晚清开埠
1891年3月，重庆被迫开埠，这是重庆由一个封建城池向近代城市演变的新起点。开埠后，伴随着列强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租界地，外国军舰游弋川江，教堂、学校、医院、书局也随之兴起，并有西式洋房、商业场、电灯公司、电影院、报社出现。“洋”字号企业、商店林立。重庆开埠标志着重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端，同时也是重庆近代化的起点。
魁星阁
魁星阁始建于清代，据《重庆府志》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知府张光鏻在文庙内建尊经、魁星二阁；雍正九年（1731年），巴县令朱介珪重新之。嘉庆十六年（1881年），知县叶文馥修魁星阁。该阁为八角飞檐三层斗拱楼阁，位于今天解放碑颐之时大酒楼前街道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该阁为危险建筑，被拆除。
法国水师兵营旧址
重庆建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辖川东57州县，成为全川第一个省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重庆政治、经济的深刻演变，为重庆建市准备了条件。1921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为重庆酝酿设市之始。1927年，商埠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市政厅改为市政府，重庆市正式宣告成立。潘文华为第一任重庆市长。
重庆建市后，拆城垣、开新区、修公路、建码头，旧城区突破城墙封闭向沿江发展。1933年，重庆市政府正式划定了新市区范围，形成了旧城、江北、南岸三足鼎立的格局，从而奠定了重庆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初步规模。南区、中区、北区马路的修建，更使重庆城市的面貌有了巨大改观。市政建设的初步实施，使重庆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并为重庆向近代化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重庆在陪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之目的。” 重庆即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定重庆为陪都。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文化机构、金融机构的纷纷内迁，重庆从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从一个商业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中心城市；从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上升为一座国际反法西斯名城。
西南大区
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直接管理全西南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成为西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工作的领导核心。1949年12月22日西南大区正式成立，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重庆为大区直辖市，1953年，重庆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大区撤销，重庆成为四川省直辖市。1952年川西、川北、川东和川南地区合并成立统一的四川省。重庆继续保持了两年中央直辖市的地位, 直到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被撤销。照片正中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使用过的国徽。
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其中的一段。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保路运动”由此爆发。清政府对保路运动的疯狂镇压，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成渝铁路也因此停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决定复工修建，又因战事紧张、经费困难停工。
重庆解放初期，修筑成渝铁路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有极大的关系。党中央顺从民意，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着手，掀起了西南大地的建设高潮。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为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拉开了序幕。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1952年7月1日，成都至重庆50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通车。成渝铁路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
第二单元 山城漫步
重庆，曾经是古代巴国的首府、秦王朝的巴郡，但直到1891年开埠前后，它仍不过是一个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5万的封建城邑。
近代，地处内陆的重庆比沿海一些城市的发展滞后了一些。但是，利用区位与地理上的优势，把握历史给予的一次又一次机遇，重庆城仍于殖民的冲击和陪都的战火中，逐步完成了自己城市近代化的历程。
油腊铺是老重庆生活中最常见的铺子之一。主要经营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酱油、麸醋、豆瓣、甜酱、花椒、胡椒、盐、腊肉、酒、白糖、黄糖等，兼卖香油纸烛、洋火、洋烟等。成立于1936年的“人道美”便是当年重庆著名的油腊铺。
火锅店
火锅最初起源于朝天门一带，当时的码头工人将一些没人要的动物内脏或头、蹄，加入辣椒、老姜一起煮着吃，这就是火锅的雏形。真正的重庆毛肚火锅出现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有两个姓马的回民兄弟，突发奇想，廉价收购不易售出的牛毛肚和血旺，在下宰房街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们用牛油、辣椒、花椒等佐料熬成一锅汤，将毛肚漂白洗净，去梗，作为主要菜品，顾客来了，点一份毛肚，给一碟芝麻酱和蒜泥的调和，且烫且吃。据说，这就是重庆毛肚火锅的起源和得名。抗战时期，国府西迁，火锅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段，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各人的口味,菜品也由单一的牛杂，转为增加了生鱼片、活鲫鱼、鸭杂、鳝鱼、血旺等，素菜也更丰富。“云龙火锅”、“一四一”、“夜光杯”等老字号十分著名，一些外来的达官贵人、名人雅士一到重庆都要道这些火锅店中品尝。“日暮长街吃火锅，家家扶得醉人归”便是对当时人们吃火锅的盛况的真实写照。
漫步山城，随处可见一种树冠庞大、枝干精壮、根系发达的树，这就是重庆的市树——黄桷树。山城的老百姓都喜欢在树下歇脚乘凉，因此，树下也是小贩们做生意的好去处。比如卖担担面的、卖麻糖的等等。担担面是山城人民的经济小吃，每到傍晚小贩就挑着一副担担，沿街叫卖，“担担面”的名字由此而来。麻糖就是麦芽糖，因为切开来卖的时候，成片的麦芽糖上，总会出现许多气孔，让人想到麻子的脸，于是，幽默的重庆人就把它叫麻糖。
棉花店 
弹棉花是一门传统手工艺，每到秋冬季节，人们就会把当年收获的新棉送到棉花店，打成被子，也有人因为棉被盖得久了，汗渍堆积，失去了弹性，将被子送来弹弹，让被子松暖一些。清代以来，重庆棉花、棉纱的交易市场被称为“棉花街”，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铁器业又称红炉业，分大小炉。大炉制作耙、锄、铲、刀等主要生产工具；小炉则只制作钉、扣等生活用具。民国初年，重庆市内开设多家铁器铺，尤以江北最多且集中，形成当时著名的“打铁街”。
老药铺
重庆是著名的药材产地和集散地，药材种类繁多，尤以黄连、白术、五倍子、金银花、厚朴、黄柏、杜仲、天麻、元胡等闻名。重庆经营中药的药商分成许多帮，其中川帮药商开设的中药铺主要有咀片铺、择药铺、字号、药栈。
药铺柜台后面那一列百多个抽屉的大药柜里放满了各种药材，分门别类。一般常用的药都会放在容易拿取的抽屉里，而名贵的，较少用的药就放在两旁和较高的位置。柜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坛子里则是各种成药。
竹器铺
重庆盛产竹，几乎家家都使用竹器工具，竹器铺应运而生。在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包括枕席、围席、竹篮、竹椅、竹凳、竹扇、背篓、蒸笼等许多生产、生活用具。清代以来，重庆就有了专销竹器的竹器街及专销竹筷的筷子街。
花轿
轿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熟悉的轿子，莫过于办喜事时的迎亲花轿了。花轿，也叫喜轿，又叫彩轿，轿身造型一般为四方四角出檐宝塔顶，一尺六寸见方，高六尺多，寸和分也多与吉祥的“六”字相合。轿壁四周镶有精制的花板，其上一般刻有麒麟送子、龙凤呈祥、八仙过海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图案。据记载，最早的花轿迎亲仅限于皇宫贵族，而民间娶妇嫁女“坐花轿”则始于宋代。政府为彰显对人才的重视，对考中的举人、进士都要以轿迎接。因为结婚是人生的大喜事，人们便把结婚叫作“小登科”，认为和考取功名一样光彩。因此，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要让新媳妇做上花轿“隆重”一下。
供水供电
重庆虽有两江环抱，但在旧时，山城的饮水既不清洁又困难。据统计，重庆在20世纪初人口不过二、三十万，却大约有2万多挑水夫从江边
挑水供人们饮用。这种用一根棒棒两个桶为生的力夫，该是重庆城最早的“棒棒军”。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当年在目睹了重庆的挑水夫后，曾画下他的传世之作《巴人汲水图》，并题诗曰：“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
1929年重庆建市，当年便由著名电气专家税西恒主持，在重庆打枪坝建起了自来水厂，使山城人民吃水难问题得到了缓解。这里陈列的大闸阀就是重庆自来水厂建厂时使用的大闸阀。
水缸、洗衣妇
在有自来水设施以前，传统民居大都在院子中放置大水缸，平时可以储水，遇到火灾，可以取水。大户人家的储水缸较为讲究，如这里陈列的水缸上就刻有重庆清代著名书画家龚晴皋的书法作品。在洗衣妇的旁边，有一个石地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下水道窨井盖，洗衣妇洗完衣服的水，就从这里流入下水道中。
邮电通讯
1886年，重庆电报局成立；1897年，重庆邮政总局成立；1912年重庆开始使用电话。至19世纪30年代，重庆地区的乡村电话不论是拥有数量、线路长度、使用频率、网状况均在西南地区名列前茅。由于较早掌握了电讯这一近代技术手段，重庆作为民国时期四川通讯中心城市的地位逐渐形成。
展厅中复制的这间邮局创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名叫麻乡约民信局。“麻乡约” 全称“麻乡约大帮信轿行”。1852年，由重庆綦江县人陈洪义在昆明首创，以轿子经营客运。咸丰十年（1860年）在昆明挂起“麻乡约货运行”的招牌，经营货运业务。同治五年（1866年）在重庆开设“麻乡约民信局”，经营邮递信件和汇兑业务。
第三单元工业崛起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外资侵入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条件下，于19世纪60—70年
北川铁路蒸汽机车
北川铁路创办于1928年，是四川第一条专用运煤铁路。1934年3月，铁路全线贯通，总长33华里，有蒸汽机车5台，自动御煤车61节，日运煤能力900吨。
抗战爆发后，北川铁路更名为“天府煤矿专用铁路”，日运煤量达到1500吨；1943年10月，为了打破日寇的经济封锁，天府煤矿技术人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全部采用国产零部件，试制成功蒸汽小火车，被誉为“开创了新中国机器制造之先猷”。抗战八年，蒸汽小火车共运煤220万吨，为支持重庆钢铁，军工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荣昌夏布
荣昌夏布起源于汉代，古称“蜀布”，俗称“麻布”。《元和郡县志》有
在荣昌夏布的纺织机背面的墙上，是荣昌夏布的老式印花雕板，这8张雕板，最早的制作于清咸丰年间，最晚的制作于同治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合川桃片
合川桃片创始于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川人朱国桢在合川开设同德福糖果铺，首创合川桃片。后经合川“三民斋”糖果铺加工改进，名声大振。据《合川县志》载：“光绪三十年间成渝屡开盛会，州人以此入会，皆得奖励。”1914年，合川桃片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荣获金质奖。合川桃片采用优质糯米、麻油、核桃及川糖、蜜玫瑰为原料，以传统工艺手工精制而成，是著名的重庆特产。
机器制造业是近代重庆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开埠以来，随着缫丝业、交通运输业、钢铁业、采矿业逐步采用近代工业设备，重庆机器制造业也随之产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铜元局、华兴机器厂、民生机器厂、天成机器厂、21军武器修理厂等。
这里陈列的剪刀机是重庆铜元局的主要生产设备之一。该厂创办于1905年，全部机器从英、德两国引进，是重庆第一家大型机械化企业。1913年5月正式投产，主造铜元、银元。1930年该厂转为兵工企业。
国民政府迁渝后，铜元局由军政部兵工署接管，更名为第二十兵工厂，作为接纳沿海内迁工厂基地，成为国内工艺最先进、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剪刀机制造于1911年，是铜元局引进的第一批设备，全部采用齿轮传动，性能稳定，剪口整齐，经久耐用，一直到2004年正式退役前，仍然是该厂重要设备之一，也是重庆工业100年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新华日报》印刷机
重庆印刷业也是重庆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重庆第一家采用新式印刷术的出版机构中西书局成立。随后，广益书局、渝商书局、重庆商务印书馆纷纷设立。这些机构，大都采用机器印刷，印制质量、速度、数量优于旧式雕版印刷，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抗战爆发后，国内著名的报刊印刷和出版机构，如新华日报、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书店、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先后迁渝，推动了重庆印刷出版业的迅速发展。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印刷出版的中心。
这里陈列的是《新华日报》印刷机。《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迁来重庆。从1938年10月25日到1947年2月28日，在渝期间共出版发行2945期，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50小型轧钢机
1919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为了在重庆兴建钢厂、制造兵器，派员前往美国订购（直径250毫米）小型轧钢机一套。1921年夏，这台250轧钢机运抵国内，时值川局动荡，军阀混战，筹建钢厂之事一拖再拖。1935年8月，刘湘主政重庆，停顿长达16年之久的重庆炼钢厂筹建工作再次启动。钢厂筹备委员会为此特设立建厂纪念碑。碑文的第一句话是：“重庆炼钢厂为西南一切工业之母。”1937年1月8日，250轧机终于在重庆炼钢厂正式投产。当年轧制各型钢材730吨，为重庆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重庆炼钢厂改名为“兵工署第24兵工厂”。250轧机成为重庆兵工厂优质钢材原料的主要生产设备。仅1945年，“250轧机”轧制各型优质兵器钢材3943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清国子弹装配机
大清国子弹装配机，是重庆最早的兵工设备。1878年，清政府在四川设立“大清国四川机器制造局”引进德国蜀赫厂的设备，制造“马梯呢”步枪；1904年，四川机器制造局又与德国蜀赫厂联合制造生产毛瑟步枪及其子弹的机器。
辛亥革命后，四川爆发军阀混战，兵器工业成为四川军阀争夺的焦点。 1928年，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创办兵工厂，拥有机床200余台。至抗战前夕，重庆已有小型兵工厂15个，工人人数约5000人。
第一兵工厂小型车床照片
第一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1938年奉命迁湖南辰溪，1940年再迁重庆，在市郊鹅公岩建厂，主要生产步枪、迫击炮弹。这台小型车床是第一兵工厂辗转内迁的历史见证。
第十兵工厂厂徽照片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兵工厂陆续向重庆集结，共有11个兵工厂迁至重庆。这里陈列的“双环”图案是第十兵工厂的厂徽，该厂前身为南京炮兵技术研究所，1938年由株洲迁到重庆，在江北忠恕沱建厂，主要生产迫击炮、迫击炮弹、手枪及信号枪子弹，该厂徽是这段风雨历程的实物见证。
第四单元英雄城市
百年以来，重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7年，以宋育仁创办《渝报》为中心的维新思想宣传，给重庆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动，形成重庆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被海内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杨沧白领导建立的重庆蜀军政府，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省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中，重庆为中国革命输送了邓小平、赵世炎、陈毅、聂荣臻等大量优秀人才；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创建军事力量的首次尝试。随着重庆开埠和川江航运的近代化，重庆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多重压迫的历史夹缝中逐步兴起，涌现出以卢作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经济界、科技界的杰出人物，对重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重庆即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内外政治精英云集重庆。1938年10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西迁重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重庆这座城市造就了坚强的个性，孕育了永载千秋的红岩精神。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汇
集于重庆，重庆成为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和民主党派诞生的摇篮。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闻名中外的“双十协议”。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三百多名革命烈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信念，为巴渝大地铸造了高尚的灵魂。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席卷西南，解放重庆，从此山城人民迎来了新的曙光。
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县人.1896年赴渝主持四川商务和矿务，兴办了洋车、洋烛、玻璃、卷烟、煤矿等四川第一批实业公司，大大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1897年11月，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家报刊——《渝报》。《渝报》积极宣传维新思想，给重庆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动。推动了四川维新运动的发展，形成重庆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被海内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是20世纪中国的《独立宣言》；杨沧白领导建立的重庆蜀军政府，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省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这里展出的邹容家书、邹容印章、蜀中同盟会会章、《蜀军政府讨满虏檄文》、《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革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威丹（一作蔚丹）。重庆巴县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宣传家。1902年8月留学日本，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参加革命团体的活动，并开始撰写《革命军》。1903年4月返回上海，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结为忘年交。在张园拒俄大会上慷慨演说，痛斥沙俄侵略中国东北。5月末，《革命军》成。由章炳麟（太炎）作序，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大力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统治阶级，建立“中华共和国”。《苏报》连续刊载，轰动一时。6月底“苏报案” 发，见章太炎被拘，乃于7月1日自动投案，被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因不堪虐待，病故狱中（或疑被工部局毒死）。1912年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百年以来，重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中，重庆为中国革命输送了邓小平、赵世炎、陈毅、聂荣臻等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实践经验的优秀革命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物证；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创建军事力量的首次尝试。在重庆发生的“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首先在重庆失败。1927年4月6日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壮烈牺牲之后，又有傅烈、穆青、刘愿庵等中共四川省委书在白色恐怖中牺牲。
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
1922年10月，重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正式成立。图为1925年春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第2排左起：杨闇公、肖楚女，后排左4罗世文、左6张锡畴。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重庆
抗战爆发后，重庆即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内外政治精英云集重庆。1938年10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西迁重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重庆这座城市造就了坚强的个性，孕育了永载千秋的红岩精神。以宋庆龄、张澜、沈钧儒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汇集于重庆，重庆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和抗日民主党派诞生的摇篮。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闻名中外的“双十协议”。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领袖毛泽东、蒋介石在重庆合影
沁园春雪照片
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肩负民族希望，身系天下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从8月28日到10月10日，谈判先后在林园、桂园、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103号多次举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达8次之多。经过43天的谈判，国
共双方终达成协议，在张治中公馆——桂园，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当天是双十节，该《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重庆谈判的直接成果。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是第二条战线的重要舞台。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三百多名革命烈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信念，为巴渝大地铸造了高尚的灵魂，为我们留下了《江竹筠烈士遗书》、文泽烈士《天快亮的行凶》、蔡梦慰烈士《黑牢诗篇》等等浩气长存的英雄的诗篇。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席卷西南，解放重庆，从此山城人民迎来了新的曙光。
重庆上路了
1949年，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率部进军大西南，与贺龙同志率领的一野部队一起，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防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云、贵、川、康、渝诸省市上空。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发起强大的攻势。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此后主政西南期间，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铸造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
新重庆上路了雕塑照片
第五单元直辖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