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1日，中国航海日。这一天，“感悟新时代国情”研习营组织西南大学、深圳大学和河南大学的青年学子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沉浸式品读山城跨越百年的交通发展史诗。

交通运输，是一座城市得以生生不息的“生命线”。馆内陈列的文物展品、泛黄的历史影像与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正缓缓铺展开重庆近百年交通迭代演变的清晰脉络：从20世纪20年代依靠扁担、滑竿、纤舟支撑城市运转的人力交通旧貌，到抗战时期以川江航运、山地铁路、云端航线扛起民族物资运输重任的战时交通体系，再到新中国铺路建厂、完善陆路水路基础交通，以及重庆直辖后架桥筑轨、扩建空港，直至如今重庆水、陆、空立体交通四通八达、驱动城乡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

行走在展厅之中，一件件承载着交通记忆的物件静静伫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道路的延展、桥梁的飞架、航线的延伸，更是一代代人用肩膀、用智慧，甚至用生命，让这条“生命线”不断脉动、愈发强劲的动人故事。

一、轿子、滑杆与扁担：山城最初的“毛细血管”

重庆被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山高坡陡、道路逼仄，交通自古便步履维艰，却也催生出深深扎根群山、细细贯穿全城的陆路“生命线”。展厅里陈列的清末民初花轿，轿身一尺六寸见方，高六尺多，直观道出旧时陆路出行的难处。八抬大轿，由八名轿夫抬行的轿子，前后左右各二人，属于古代规格很高的人力代步舆轿，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结婚“八抬花轿”是特例。传统礼法严格时期，民间婚嫁原本不允许使用八抬规格；晚清之后礼教松弛，民间逐渐兴起八抬花轿迎亲，形成民俗。俗语：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现代人用来比喻郑重、风光、正式迎娶。而山城巷道狭窄、坡道陡峭，体量宽大的八抬轿根本无法通行。因此，在别处常见的“八抬大轿”，到了重庆最多只能“四抬大轿”。

      《城市之路》展厅中陈列的花轿 陆中媛 摄

即便做了本土化改良，轿子依旧只是少数富裕人家的婚嫁专属，无法满足普通市民日常出行。于是结构更简易、转向更灵活、爬坡更省力的滑竿，成了当时重庆街头最主流的代步工具。两根修长竹竿搭配简易坐具，两名轿夫一前一后，抬着客人穿街过巷、登坡下坎，哪怕是窄巷石阶，也如履平地。

而在山城重庆水码头边，另一种身影更为震撼。纤夫们赤膊光脚，弓着腰，在长江与嘉陵江的险滩上拉船逆行。激流之中，粗麻绳深深勒进肩头，脚趾死死抠进石缝，纤夫们以血肉之躯，顽强对抗着汹涌湍急的江水。这个时期，挑水夫们每天从江边挑水，爬坡上坎送水上门。20世纪20年代，重庆主城约35万人，挑水夫竟有2万余人——每17个人里，就有一个在靠双肩为城市“供水”。一担水的价钱，清末时相当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魁，不算便宜，却仍是千家万户离不开的日常。

长久以来，轿子、滑竿、扁担构成山城基础陆路运输体系，大批轿夫、搬运工穿梭街巷，承担全城短途人流与物资输送，撑起街巷之间细碎的民生生命线，这也是如今山城“棒棒军”最早的职业雏形。

二、铁路与水运：战火中挺起的工业脊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物资需求骤增，仅靠人力挑抬的运输方式，难以支撑战时重庆海量的物资需求，交通亟需升级。

实业家卢作孚率先破局。1928年，他牵头建成重庆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打通江北至合川的煤炭运输通道。矿区产出的煤炭通过铁路直抵江边，再衔接水路向外调配。据国民政府1943年统计，北川铁路承担了重庆三分之一以上的能源运输，八年抗战期间，仅5台火车头，就运煤220万吨——这些煤，化作后方工厂的电力、兵工厂的炉火，成为抗战工业的“血液”。

《城市之路》展厅中陈列的北川铁路蒸汽机车头 吴思宇 摄

更惊心动魄的是卢作孚民生公司的“三段运输法”。长江水流急、弯道多，大型货轮难以全程通航。民生公司根据航道特点，将长江航道划分为11个航段，采用小船驳运、中船接驳、大船干线运输的方式，仅用40天就抢运了近10万吨兵工、航空、重工、轻工等各类工业设备器材，还有3万待运人员，将工厂机床、学校设备、军工零件等在炮火中逆流而上运往大后方，保住了中国工业的命脉和火种。这场大撤退也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民生公司的船员、纤夫、码头工人，没有一人是旁观者。他们用一次次往返，把国家的命脉从炸弹下抢了回来。

三、驼峰航线：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诀别

陆路与水路之外，空中还有一条更悲壮的“生命线”。

战时重庆还是远东反法西斯战争重要指挥枢纽。为搭建起中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全新联络通道，中美携手开辟了“驼峰航线”，航线从印度延伸至重庆、昆明。航线最高海拔约7000米，受限于当时的机型性能，两国飞机均无法飞越峰顶，只能在险峻的山谷间蜿蜒穿行。加上恶劣气候、强气流、浓雾，撞山坠机几乎成为常态。飞行员们称之为“死亡航线”。

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驼峰航线运输战略物资85万吨。代价却是中美两国共有609架飞机坠毁、近2000名飞行员牺牲，双方参与空运工作的人员共有8.4万余人。每吨物资背后，都有一架飞机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架坠落的飞机背后，都有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山深谷。展墙上，一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里，一群年轻的外国飞行员戴着飞行帽，正微笑着倚靠在机翼旁。他们很多人再没回来。但正是这些跨越国界的牺牲，让重庆在孤城围困中，始终没有断过气。

《抗战岁月》展厅中展出的飞行员合影 陆中媛 摄

四、从“抬出来”到“跑起来”：普通人托举的城市温度

今日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593公里，桥梁总数超2万座，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771公里，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19.4万公里。轻轨穿楼而过，立交桥盘旋如迷宫，长江索道更是凭借超高人气成为网红打卡点，重庆交通早已从“行路难”变成了“行路炫”。

但技术再进步，交通的本质从未改变。它从来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延伸，而是人的延伸。百年前，是轿夫的肩膀、纤夫的脊背、挑水夫的双腿；八十年前，是铁路工人的汗水、船员的搏浪、飞行员的勇气；今天，是桥梁设计师的图纸、轨道司机的操作台、外卖骑手的电动车——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普通人，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托着这条“生命线”稳稳向前。

航海日纪念郑和的开拓，而我们在三峡博物馆看到的，是另一种航海精神——它不是一个人的远航，而是一群人的托举；不是风平浪静的探索，而是惊涛骇浪中的坚守。回程大巴上，一位深圳大学的同学在备忘录里写下：“以前觉得重庆的轻轨很酷，今天才知道，酷的不是技术，是让它酷起来的人。”

山城依旧坡陡路窄，但它的“生命线”，从未如此宽阔。因为托举它的，从来不是机械，而是人心。